论文关键词：蔡元培 自由教育思想 初探
论文摘要：蔡元培对自由教育的追求贯穿于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养成完全的人格，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这种教育本身也须是自由的，因此他提倡学术自由，争取教育独立，目的在于为教育争自由。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蔡元培自由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探：(1)自由的理想；(2)自由的人格；(3)自由的学术；(4)自由的教育。
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蕴含着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精髓，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是超越国界、超越现实的，是自由和独立的，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终极关怀。他以教育总长的身份，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向往脱离政治的超越现象世界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追求完全自由的教育理想，并以他的才能和魄力在中国创立了以自由、民主为真正理念，充满人文终极关怀的大学精神。
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领先于世界潮流，至今仍值得我们领会和揣摩。笔者认为，蔡元培的自由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由的理想
一般来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自由的涵义：一是向外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以理性为基础和根据的，强调在理性面前个体都是平等、自由的，反对任何人为的压制。这种自由观比较重视权利的观念，把自由视为一种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如强调政治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等。人要争得外在的自由，必须寻求建立种种制度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不受外部的侵犯。二是向内的自由，主要是指一种意志的自由或伦理的自由。此类自由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多是指向一种精神状态或精神境界，像中国古人所描写的理想境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一个不受干扰的自由境界。
蔡元培认为，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接触．取长补短，从而产生一种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就中国文化而言，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吸收而消化之，尽为‘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1]，其良苦用心就是在不牺牲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的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以期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蔡元培对自由的理解就体现了这一思路。他对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非常推崇，认为若以此为中国新道德的核心，则会克服中国传统道德缺少“国家伦理”而又“蔑视个人权利”的缺陷。由此可见，蔡元培视自由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他又用传统儒家的观念对自由作了诠释：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日，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2]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思想自由、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欲得自己之自由，还应当“尊人之自由”，“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3]。即自由不仅是纯主观的、内在的，还和社会、他人紧密相关。完整的自由，应该是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双重实现，二者乃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见，蔡元培所理解的自由，不仅有中国传统自由——道德自由、意志自由等内在自由的涵义，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有内在的自由是不能保证人的充分自由的，因此，他也非常重视人的社会自由的一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及教育家，蔡元培对自由的追求贯穿于其一生的教育实践。
二、自由的人格
在蔡元培看来，自由对个体来说首先意味着自我的完善，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塑造“完全人格”。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清晰地表达了其自由人格的思想。
在此文中，蔡元培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主张。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在于“强兵富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则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因为道德教育可以去除“兵强而溢为私斗与侵略”以及“国富而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贫富悬绝”的流弊，使社会保持稳定。
蔡元培认为，教育作为个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桥梁，则应帮助人超越两个世界之间的障碍，即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就是说，个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要完成两个超越。首先是人对物的超越．即对物质、功利的超越，使人超越自身肉体的物性，人由此会感到还有比物欲的满足更令人心醉的精神享受；其次是“我”对“非我”的超越，即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性，“我”要努力摆脱群体、社会、共性对个人、我、个性的压抑和奴役。人只有完成这两种超越，才可以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显然，要达到此种境界，是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所无能为力的。蔡元培建议：加强世界观教育。
与之相应，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认为美育能陶冶人的品格，打破人之成见，“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3]。可见，蔡元培对理想人格的设计在价值取向上与当时许多旨在“改造国民性”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目的的教育家是不同的。因此，他提出教育方针的制定“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他谆谆告诫教育者：“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5]教育就在于使人走出种种奴化状态，培养受教育者作为“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发其潜在的能力，达到人性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和谐的发展。可见，蔡元培的群性与个性和谐发展，以达到“完全人格”的境界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此境界很有点儒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意味，但更具现代的积极精神。
三、自由的学术
蔡元培曾两度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或者说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正与他心中的大学理想相契合，所以回国后一再提到北京大学要以柏林大学为楷模和追求目标。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在北大1918年开学演讲中指出：“大学谓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6]因此，他强调，“我们决不能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为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7]。这与他一向反对“极端之国民教育”、“极端之实利主义”而提倡教育应养成“完全人格”的思想相呼应。研究高深学问必须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因此，蔡元培制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首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其次，“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学，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8]。由此可见，蔡元培的“自由”思想还包含着容忍精神，这种容忍不是调和折中，而是让不同的学术观点都有发言的权利，在辩论与争鸣中决定各自的命运和价值。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京大学师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在中国开了学术自由的新风气。于是，北大出现了一派自由的新气象：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教室里，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为了落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大办成他心中理想的大学，蔡元培对北大的教学与管理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沟通文理，实行选科制，教授治校等。但是，蔡元培的理想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实的困境。
按蔡元培的理想，大学主要是研究高深学问，但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才也是现代大学的功能之一，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以，尽管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持批评态度，但由于“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他也承认实利主义教育是“当务之急”。其实，这不仅是蔡元培的困境，也是当代大学的困境。
四、自由的教育
教育独立思想如前所述，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既超越于物，又超越于“非我”的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个性的自由人格，而要造就自由的个人，则须有自由的教育。教育若要自由。则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他认为，为保证教育的独立性，“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9]。蔡元培不仅认识到教育独立的必要性，而且通过对德国和法国教育制度的考察，他觉得其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他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越于政治两部分，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民国，蔡元培与其他信仰共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共和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中国的教育也可以“超越政治”了。历史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蔡元培认为，教育要独立，首先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因为相对于教育而言，政党和教会都是作为外在的权威而存在的，它们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规范限制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是不自由的。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群性和个性和谐发展的人，——此处的群性乃是指建立在个性发达的基础上的群性。而政党则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
其次，教育要超然于教会，是因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而教会则是保守的，凡论说以《圣经》成语为对错标准；教育是公共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的文学”。而教会是有差别的，“基督教与佛教不同，回教与佛教不同”，如把教育权交于教会，便会损害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鉴于宗教对人的精神的奴役作用，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
以价值中立的美育代替信仰专一的宗教，也反映了蔡元培追求自由的教育理想。为落实其教育独立的思想，蔡元培仿法国大学区制拟定中国的大学区制：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区，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育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1928年，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的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但不出一年，大学区制和大学院先后撤销，教育独立的试验宣告失败。虽然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以失败告终，但蔡元培为教育争自由的努力却永远为世人敬仰，因为其教育独立的思想所蕴含的真理性有永恒的意义。就大学而言，当它把高深学问作为最高目的时，已经内在地蕴含了自由，因为这时理性的权威已经被放置在高于政治或其他外在的权威之上——即大学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如果以政治等外在权威为核心，一切都指向外在的权威，那么学术自由丧失的同时，势必会产生奴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蔡元培的教育生涯，就是为了自由的教育和为了教育的自由而奋斗不息的历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养成自由的人格，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这种教育本身也须是自由的，因此，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争取教育独立等思想和实践，就是为教育争自由。这些都成为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4．
[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4．
[3]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M]．湖南出版社，1987．
[4]刘德华，中外教育简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陈学恂，中中近代教育文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6]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我见[6]．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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