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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字:意义 读者阅读 互文性
论文摘要: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的动态生成过程,而翻译则是社会语境中不同语言、文化、主体和权力话语下的产物。二者共生互补,相辅相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界对“意义”的讨论一直无休无止。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的意义就是译文作者,即译者根据原文作者理解的原文意思,或文本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西方文学读解理论经历的前两个阶段:作者(译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而本文拟从读者为中心的角度来探讨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中构建的,而这种阅读常常带有互文性。
一、互文性理论
1.1互文性术语溯源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间文本性”、“文本互涉”,说的就是文本之间的关系。一切可感、可读、可知的传统意义上的物之存在(如作品、语言、文化等),一切具有丰富思维活动与复杂心理活动的人之存在(如创作者、阅读者、翻译者、批评者等),都是广义上的文本。文本的互文特性是:每个文本意义的确定,都要以其他未出现的潜在文本作为理解意义的参照系。
对于“互文性”理论,学界已普遍认同这一术语出自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译介巴赫金著作过程中,置身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交锋语境的克里斯蒂娃从“复调理论polyphony’’以及“文学的狂欢节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中得到理论启发,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认定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中形成的。其实互文性这一中文译名就是极为有趣的互文现象:克里斯蒂娃尝试用法文构词规则,在词根前后加上词缀发明了互文性一词。互文性的英文前缀“inter”即表示“相互之间的”、“彼此间的”,即“相互、相涉、相融”的含义。而该词中的“texto”在拉丁文中为“编织物”之意。据考察,该词可以理解为纺织过程中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有意思的是,作者所采纳的译名“互文性”中的“互”与“文”二字也与英文中的“inter”与“texto”大致相涉。“互”在古汉语中意为绞绳时将绳子交错地收拢在一起,因而可以理解为“交错”;而“文”原初的意思也带“纺织品”或“纺织品的交杂色彩”之意。可以说,最初将“intertextuality”译为“互文性”的译者在翻译时别具匠心地从西方以及中国传统文字的记忆系统中调出了自己的互文性记忆,从而完成了这个互文佳译。
1.2互文性阅读
互文性理论既适用于写作领域,也适用于阅读领域。文本的写作是一个嵌入互文性隐喻的过程,而文本的阅读则是一个调动互文性、产生互文性的运动过程。伊格尔顿将阅读看成是对文本的一种重新写作,于是被阅读的作品无一例外被重写过,被阅读它们的读者重写、被阅读它们的社会重写。只不过重写者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重写行为。一般而言,对阅读产生反思的读者并不多,而且阅读的目的因人而异。读者的个人经历、所处环境与作者不可能一模一样,因而经过读者互文性阅读的作品一定会有新的阐释。
读者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广义上的互文关系。读者自身的互文性知识背景影响读者的互文性阅读,而进行互文性解读的读者自然而然也会受所阅读文本的互文性影响,从而将新的阅读结果纳入互文性记忆体系中,再作用于下一次的互文阅读,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如果这读者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一译者,那么他的互文性阅读加工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读者对象,即译文本的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与别的读者互文性视野又不一样,首先他的阅读感受与原文读者的阅读感受就不会相同,与作者也肯定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样一来,又引发了更多的、更丰富的互文性阅读效果问题,包括译文读者的互文性阅读效果等等。所以说,文本不可能是自足自主的,文本没有确定性的意义。
读者的阅读角度也是应当考虑和可以参照的互文性因子。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读者希望阅读的过程成为一个更新记忆的过程,总希望每一次阅读都会成为接下来另一个阅读的新起点,而每一
次新的阅读活动都能有新的发现。且这种阅读也不是历史的,线性的阅读顺序,而是一种互文式的循环。
二、互文阅读到翻译意义观
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实际上也是一次意义生成过程,读者的前理解与被阅读文本、社会语境、潜意识等是环环相扣的。而论及翻译这个环节,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作为置身于创造与再创造互文网络中的网眼,一同参与构筑该互文网络,参与这种互文性的文本游戏。至于游戏的结果如何,那就不仅取决于这两类读者的知识素养和文学记忆这些历时性的因素,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共时因素。而相对于原文读者的阅读而言,译文读者对于译文的阅读就更为复杂。这种非线性的互文式阅读要求读者有足够的知识网络储存和由此及彼的想象力,才能读懂作者的互文创作。
2.1意义之源
文学解读理论经过了作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作者中心论认为一切作品的意义都由作品的创作者,即作者决定。也就是作者在创作一切作品时都有特定的创作意图,即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来源。文本中心论认为文本本身存在一个终极意义,阅读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一终极意义。然而到20世纪批评家们通过证明作者不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源泉,摧毁了作者对作品意义的垄断,又通过论证批评家、读者是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建构者,为读者争取到了独立地位。20世纪解释学派、解构主义学派提出文本的真实含义并不是它“看上去”直接向我们所说的,它的意义只能通过对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情境或生活环境的严格准确的重建才能被发现。人们对文本的解读是对文本意义的追寻过程。但“意义之源”并不是意义本身,不是理解发现了早已存在于文本中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因此,本文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本文时的意图不可能完全吻合,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更何况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能确切地说出自己的创作意图。因此,寻求本文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2.2对传统意义观的颠覆
结构主义传统的意义观认为,意义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不同的读者解读同一个文本,他们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同一性在互文性理论的参照下迅速崩溃。互文性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认为,审美文本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征,由于这种特征,
“只要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解释相互作用,文本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常规的代码和它们转变为其他代码的各种可能性。”
(黄念然,1999)艾柯解构了审美信息的最终译解,同时间接地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而克丽斯蒂娃则对意义的确定性发起了直接的攻击。她将文本区分为现象文本和基因文本,认为基因文本“规定了表达主体的构成所特有的逻辑的运算”,是现象文本结构化的场所,是意义的生产之场。(黄念然,1999)
文本之间相互指涉,一个文本是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编。文本的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意义的辐射体,意义的产生在文本的网络中不断交织、辐射、扩散、增生,因此意义不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
2.3翻译标准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人们对意义再度追问的一项成果便是认为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单单由文本自身决定,也不是由输写文本的作者决定,而是由读者在对语言符号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即读者在意义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翻译研究将翻译活动视为一部意义翻译史,意义的地位坚不可摧。这点从翻译理论学家给翻译下的定义就可看出: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则给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而奈达的“翻译即译意”说,从根本上明确了翻译的任务或使命所在。因此,意义便成了用来衡量译文优劣的天秤。而本文从互文性阅读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意义的构建这一尝试预示着传统翻译“意义”中心论迷梦的破碎。于是在讨论翻译时就应当把读者阅读,理解,接受状况考虑进去。而不是传统翻译观仅仅从“意义”上的一致与否来看翻译是否成功。也因为意义已经被解构,而要从读者的互文阅读来看翻译,从这个意义上构建“意义”。因此传统的这一翻译标准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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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意义的构建
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的翻译也不尽相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的与霍克斯所译版本在读者群中所引起的互文性联想就大相径庭。因为不同的译者作为特殊读者,自身所具有的互文性知识就很不同,所以不同读者对译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接受效果。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正如鲁迅所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读出了淫乱色欲,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也就是说作品中存在着很多的未定性和意义空白,而作品本文中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能促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赋予本文的未定性以确切的含义,填补本文中的意义空白。文本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及潜在的意义都需要在读者的创造性互文阅读中才得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上讲,意义在读者的互文性阅读中得以构建。
三、结论
上文讲到互文性理论已经颠覆了翻译传统意义观,重新指出了意义的来源,即作者不是译作的唯一来源,读者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而且读者在意义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翻译这一过程中,译者发挥了不可抹灭的作用,而译者是原文的特殊读者,可归结为读者一类,当然译者作为特殊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有互文性阅读,而且这一互文景观就更为精彩也更具研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高明的译者和普通的译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能更深刻地进行互文翻译。因此读者要加强互文阅读,注重平时互文知识积累,以便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好理解文本。而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也应当加强互文阅读,更好地理解原文,译出能够最大程度引起译文读者互文联想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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